作者按：
此文写于2012年，纪念郁文母亲诞辰一百周年。今天是母亲节，将此文发表于博客以表达对母亲的怀念。
摄于1961 年50 岁
郁文妈妈的生日是一九一二年七月二十五日。今年是她老人家的诞辰一百周年。一九七一年七月五日，也是妈妈虚岁六十岁生日（阴历）的当晚，经过与病魔五个月的争斗与世长辞了。我当时只有十六岁，第一次经历生离死别。之前我还是一个不懂事的孩子，不十分懂得父母在文革期间的心情，没能替母亲分担多少。直到失去的时候才懂得母爱的可贵！
妈妈的病症始于1971年春节后，腹部胀通，越来越烈。经第二人民医院检查，发现胰脏上有肿块，诊断为胰腺癌。随后转入肿瘤病房治疗。大约在三月作了剖腹检查手术。手术当天似乎得到了一个好消息。据医生说不是癌症，胰脏上有一个囊肿，已将脓汁引出。可是手术后当天情况不好，全身黄疸，神志不清。医生的解释是可能在手术中碰到胆囊引起黄疸。神志不清是由电解质紊乱引起，主要是缺钾。但是黄疸持续数月不退，人瘦得皮包骨头，浑身无力。对此现象医生也无法解释。此时正在文革中，一切很乱，我们无能为力。六月天气开始转热。妈妈要求回家疗养。回家后一星期开始高烧不退。在勉强吃过六十虚岁的生日面后，进入了昏迷状态。送二院急诊抢救无效，于当晚离世了。
在我的儿时记忆中，妈妈的身体是很健康的。健康状况变糟是从文革开始的。在文革的头五年中发生在亲人们和周围的一系列变故和冲击给妈妈很大的精神压力。66年夏天的“破四旧”抄家运动；爸爸下放崇明五七干校劳动；大娘舅隔离审查，。。。
妈妈默默地为亲人分担压力而积郁成疾。记得文革初期大娘舅被打成“特务”而被隔离审查。妈妈既要瞒着外婆，又急于想了解情况，经常去外滩人民银行看大字报。文革中最大的冲击莫过于66年那场“破四旧”的抄家运动。我还记得妈妈读了人民日报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后的心情。
我们华邨（中华路870弄）有十二幢房子。除了11号在解放后被当敌产没收外，其余11幢都先后被抄了家。受冲击最厉害的是9号的许家。由于平时比较计较，和里弄干部的关系不好，有人邀中学红卫兵来抄了几次家。所有窗上的玻璃都被小孩砸碎了。许先生许师母还被揪到弄堂里批斗。许先生从台上摔下跌断了腿。5号的廖先生已年老眼瞎，就将廖师母揪来斗。廖师母出身贫苦是廖家的丫头，后来做了填房。红卫兵问廖师母：“你想不想变天？！”廖师母没有文化，误以为变天就是造反。既然文革中“造反有理”的口号天天在喊，她就说：“我要变天”。这还了得，资本家公然叫嚣要变天！接下来又是一场批斗。8号的罗师母性格刚烈，在文革中三次自杀未遂。第一次想跳黄浦江在江边被人拦住。第二次吃“烂沙尔”没有丧命。第三次从阳台上跳下摔断了腿。相比之下我家的冲击是相对温和的。来抄家的爸爸单位的造反派，没有遭到破坏性的行动，在里弄中也没有什么反应，还得到了里弄干部的一定照顾。例如为了接待大串联的红卫兵，华邨的12幢房子清空了4幢。后来又分配给了困难户，每幢房子塞了9户人家。而我家受到的影响是腾出一楼两间让对面吴家搬来住。这样一幢房子关起门来都是熟人。这是里弄干部的关照。这些人缘是多年来妈妈的为人积累起来的。
自我有记忆时正值大跃进年代。里弄里办起了食堂，妈妈积极响应，捐出了八仙桌和苏州运来的大水缸。里弄里缺少有文化能算账的人，妈妈毅然走出家门担任了食堂的会计。在三年困难期间，妈妈又将会计职位让给了一个叫“锡弟”的残疾青年。里弄里要办生产组需要房子时，妈妈让出了一楼的客堂间。记得那时客堂间里堆满了鞋底。后来又做了里弄卫生站。64年妈妈还参加了街道的歌咏队，参加全市的“上海之春”群众歌咏大会，为街道赢得了荣誉。妈妈不仅积极支持里弄工作，邻里有困难时也热情帮助。我的小学同学林建婷住11号三楼，有兄弟姐妹五人。她的父亲因是“历史反革命”因而在劳动改造。一家全靠母亲一人，生活十分艰苦。有一天不慎将热水瓶打碎，兄妹俩人大面积烫伤。妈妈闻讯直奔11号三楼，与另一位邻居一人抱一个孩子送医院，还付了医药费。华邨弄堂的路灯装在9号的墙上接到9号的电表上，电费由每家付的清洁费补贴。另外看弄堂的老张在弄堂口3号的墙旁搭了屋子，家中的电灯接在3号的电表上。后来两家都有意见觉得吃亏。妈妈就主动将路灯和老张家的电灯都接到我们家的电表上，既解决了邻里的纠纷，又使公共需求得到了满足。当时我还问妈妈为什么路灯要拉一根长长的电线到我们家？妈妈的回答很简单：“这样大家都高兴了。”如今我已进入了“知天命”的年龄，才能懂得妈妈的言行的深厚意义。
“逝者如斯夫”，转眼四十一年过去了。虽然生老病死是自然的规律，总觉得妈妈走得太早。她没能看到文革后的变迁。她没能看到儿孙们的成长。遗憾没有机会向妈妈尽一点孝心，以报答养育之恩。现在唯能做的是将妈妈的美德继承过来传下去。这才能告慰老人家在天之灵。
起草于二0一二年端午节前夕在武深高铁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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