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四十年前举行的一场高考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件大事。这场文革后第一场高考既是人心所向，来得如此之快也有些出乎意料。停了十一年后，这场高考涵盖了十一届毕业生，从1966年初高中毕业生到1977年应届毕业生，他们在迎战这场考试的过程中经历了不同的艰难。这场考试改变了数十万年轻人的命运，五百七十万考生参加了考试，录取了二十七点三万人，我也是其中之一。
2009年上映了电影《高考1977》，描述了某东北农场的知青参加高考的故事，从一个角度反映了这件历史大事件。影片比较着重地描述了农场的知青们如何克服由于消息闭塞，领导的保守导致报名参加高考的困难。对于生活和工作在大城市的我来说是相对幸运的，报名时没有遇到困难，因为当时的中央精神是“任何人不准阻拦”。然而真正的困难和挑战是如何追回在文革中失去的宝贵的求学时光，做好迎考的准备。在1977年高考四十周年之际，回忆自己四十多年前的往事，以此纪念这个重大的历史事件。
1966年春季当揭开文革的帷幕的时候，我是小学四年级学生。以后几年的小学生活是在“停课闹革命”，“复课闹革命”的浪潮中度过的。延迟一年后，整个班级从小学“搬”到了中学，那时正是“满怀豪情迎九大”之际，“教育革命”，“大批判”，“大唱革命样板戏”等活动多于教学活动。物理课改成了“工业基础课”，学些杠杆原理等。印象最深的是工基老师的一句口头禅“只能省力不能省功”。化学课改成了“农业基础课”，学了点化学元素。每学期一本薄薄的数学教科书总是不能全部教完。初中和高中合并成“中学”。中学的第四年为“学工”“学农”的的一年。1971年的下半年我们班去金山县兴塔公社学农劳动。参加了劳动强度最强的“双抢”（早季稻的抢收和晚季稻的抢种）。为了赶上节气有些田要做到“早上一片黄（成熟的稻子），晚上一片青（刚插的秧苗）”,与农民一起出工在体力上确实是很大的考验。1972年上半年去“上海鞋帮厂”学工。该厂为回力牌网球鞋生产配套的鞋帮。我被分配去学电工。我的师傅冯师傅对活要求很高，线路不仅要正确而且要整齐漂亮，拐弯处一定要90度直角。半年下来受益匪浅，我能够独立地为新安装的机床铺设电路，为马达接通电源。这活是在380伏高压带电条件下进行的。学工结束后，又在学校混了半年，于1972年年底中学毕业了。那时像老三届一样的“上山下乡一片红”的高潮已经过去，根据家庭情况部分毕业生可以留城。我被分配到南市区服务公司。
五年的“社会大学”的磨练
服务公司管辖的服务行业有理发店，旅馆，澡堂，洗衣店，照相店，誊印打字社。到公司报到后还要再分配到具体的工作单位。既然到了服务公司当然希望分到照相店打字社，但是最后还是被分配到人数最多的理发行业，位于瞿溪路上的“风光理发店”。该店当时是公司的“学习毛选”的先进单位，经常要到在公司的大会上汇报介绍学习毛选的“先进经验”。原有的师傅们文化水平较低，写总结文稿有困难。中心店的支部书记说他特意到公司要我这个“小秀才”，因为学校的评语说我是写文章的好手。老师的评语帮了倒忙。
风光理发店是一家集体合作制企业，约有二十几位员工，算是一家不小的理发店。我的师傅是李师傅，专长男式理发。理发师是个技术工种。按那时的规定有三年的学徒期。学徒期间拿的不是工资而是生活费，每月17元8角4分。从辅助工作做起，扫地，洗毛巾，洗头。学习理发没有喜剧中描述的那样拿鸡毛掸帚和西瓜来练习，但是要练基本功。例如身体直立，两手臂举起与肩平行。右手持一筷子当剃刀，手腕左右摆动手背保持平行。这是练手腕的灵巧和对剃刀精确控制，同时练两臂的韧性，理发时不会发酸。当有熟悉的顾客的小孩来理发时，师傅让我们先实践一下，然后师傅修改。后来师傅也让我们替熟悉的顾客理发。半年以后基本上就能独立操作，顶一个位子了。一年后被借调到离家不远的“万年红理发店”。这是一家国营店，当时是南市区的先进单位，让我帮助撰写讲用稿。该店的档次高一点，师傅们的技术也好一点。当时让店里最好的男式师傅和女式师傅带我学技术。我的男式师傅的绝技是理平头（板刷头），这既需要技术功底又要有艺术眼光。将头顶的头发剪齐了，没有走刀的痕迹就不容易，但是太平了，就像被砍了一刀就不美观。我师傅能够根据每个人的头型而设计一定的曲线。当时南市区的区委书记点名要我师傅理发。那时学到的技术对我有一生的影响。至今四十多年了，无论在中国还是在美国，我还会无意地对周围的男士（华人）的发型作观察。无论是平头还是其它发型无一能达到当时的水平，有些还惨不忍睹。美国的理发师没有针对亚洲男子头发性质的理发技术的训练，现在中国发廊的“美发师”也没有这种技术训练。
理发店是我接触社会的第一个窗口。理发与其它服务业一样，在传统上属于比较底层的。虽然四九年后在政治上都“翻身”了，但是由于当时的经济体制，这些服务业尤其是集体所有制的行业在经济上比国营单位低，因此还是“低人一等”的。遇到分配到国营单位的同学的家长问起我在哪儿工作，当我回答在理发店工作时就安慰我说“都一样”，其实反映了心中的“不一样”。而且那时服务单位是十小时工作制，早上8点到晚上6点，或早上10点到晚上8点。春节前是最忙的时候，连续一个星期从早上8点忙到晚上11点多，没有一分钱的加班费，因为在那个“革命”的年代，反对经济挂帅，一切“为人民服务”。在理发行业工作的五年中我没有吃过一顿年夜饭。
在理发店工作每天要与各种各样的人打交道。对刚从学校出来了，不善于同陌生人交往的我来说很不习惯。在这几年中一直不敢想象将来的我会是啥样，会在理发店一辈子吗？在那个年代没有自由选择职业的可能，一切只能服从安排。1974年起大学开始招收工农兵大学生，由单位领导推荐。我们服务公司每年有一个工农兵大学生的名额。这似乎燃起了我梦寐以求的上大学的愿望，但是梦想让无情的现实破灭了。每年被推荐上大学的都是与我同时进公司的同事，但是他（她）们“根正苗红”（工人家庭出身），早早入党提干了。自知“先天不足”因此只能接受现实。尽管不喜欢这个工作，面对每天的工作我还是认认真真地去对待，这大概是我的“乖孩子”的性格，到哪儿都讨人喜欢。几年下来我不但能做别人不会做的事（写稿），理发技术上也是名列前茅，1976年被提拔为店的副经理。
复习迎考的日子
随着文革的结束，“政治挂帅”被批判，社会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隐约地感到今后的政策会改变。虽然那时没能料到全面恢复高考就在当年，但是相信在推荐上大学时不会只有政治标准，文化标准会占很大比重。因为在文革后期，邓小平恢复工作时对工农兵大学生选拔时实现文化考试，引起了一场张铁生交白卷的风波。76年邓再次下台，这事件也是他的“罪状”之一。那时正是将文革中的一切做法反过来，所以在文化知识上做好准备有助于应对将来可能的机会。
复习文化知识从最薄弱的环节开始。五年来已经没有接触数理化了，就从数学开始。1977年6月份开始找出中学的教科书，发现那是经过“教育革命”的教科书内容简化了，而且有些章节还没有教完。从6月起开始“啃”数学。
9月底得知8月到9月召开的“第二次高校招生工作会议”似乎确定今后高考招生肯定要经过考试，所有必须加快复习（其实是学习）的步伐。我姐姐是中学英文老师。她将我介绍给她的同事，浙大数学系毕业的夏老师，希望能得到他的辅导。九月底的一天我们第一次见面，夏老师出了些题目让我做，摸一下我的程度。临别时他布置了一周的学习任务，自学三角函数一章。这一章正是在中学时被“跳过”了，必须从头学起。正好利用国庆节放假时间埋头苦读，将习题都做了一遍。一周后接受夏老师的验收，他对结果颇为满意，从此为我制定了学习计划。事后夏老师对我姐姐说，第一次测试时觉得我的程度比较低，本想谢绝，因为托他辅导的人很多。碍于同事的面子再给我一次机会。结果有点出乎他的意料，仅一周时间已经将三角函数基本补上了，所以有信心辅导我。
10月12日报纸刊登了国务院《关于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年底就举行高考。高考不是在明年的春季，即将举行的高考只有二个月的时间！从那时开始要以小时来计算剩余的时间。我每天晚上六点多下班后骑四十五分钟的自行车去见夏老师复习数学，回到家要十一点多了，第二天八点上班。在上班时候，利用等候顾客的空隙时间拿出抄写的数理化公式背一背。
如在前言中所说，在报名参加高考时没有遇到困难。支部书记对我说，“你们这届来的员工中，一人推荐当了工农兵大学生，一人叁了军。我不想再让你走了。但是这次是中央号召我不能拦你。如果考不取留下来安心工作。”其实大家对这次高考招生的结果心里都没有底。接下来面对的选择是选志愿，是选文科还是理工科？按比较保险的选择是文科，因为在那时我的数理化基础比文科差，如果报了文科可以不考物理化学，考试相对容易些，今后上学时也能轻松些。但是那时正是“实现四个现代化”, “攀登科学高峰”的热潮，有一股冲动想在科技领域闯一闯。于是决定报考理工科。第一志愿选了上海科技大学的计算机科学系。在当时人们的眼中计算机是个“尖端”科学，我也是初生牛犊不怕虎，试一试吧。
报考志愿选好后，复习计划也要有针对性。理工科要考四门：数学，理化，语文，政治。数学继续跟夏老师学。物理一边自学，遇到问题请教夏老师和哈工大物理系毕业的堂姐夫。中学的班主任杨老师是化学老师，她给了我一对一的化学补习。语文考的是作文，就靠临场发挥了，没有花时间复习。政治一般考的是“唯物辩证法”，“政治经济学”，和党史。在理发店时，参加过职工夜校工农兵业余教师的三个月脱产培训，学的就是这类内容，所以也没有化时间复习。所有时间集中在数理化上。
临门一脚的考验
上海的高考在12月11日和12日两天举行。第一天考数学和理化，第二天考语文和政治。考场在我就读的市南中学对面的市八中学。她们的前生分别是教会的男中和女中。第一场考试是最具有挑战性的数学。走进考场后心慌意乱，考卷发下后脑子一片空白，无法集中注意力看题。一是因为第一次经历这种正规考试，二是怕考不好会失去这次宝贵的改变命运的机会。后来努力控制自己的情绪，反正半年以后还可以再考，就将这次考试当作预习练兵吧。心理调整后心情也定下来了。仔细看看考题，没有什么不懂的冷门题，于是抓紧时间做题。考试结束后，夏老师在校门口等我，关切我的考试情况。分析了考题和我的解答后，觉得虽然没有百分之百地发挥应有的水平，但是基本可以。这是停了十一年后的第一次考试，谁也不知道什么是考生的水平和录取的标准。下午的政治考试的题目没有超出我估计的范围。对每题的答案力求写得像文章，承上启下有头有尾。其实没有必要这样答政治题。事后听一位判卷的老师说，他们只看答案中是否提到了标准答案的要点。
第二天上午理化考试时心理比较平静，试题的内容基本复习过。下午考语文。两道作文题选其一。第一题是：《在抓钢治国的日子里 - 记好人好事二，三事》写一篇记叙文。第二题是：《知识越多越反动吗？》写一篇论述文。写记叙文需要有素材。我没有预习写文章所以没有准备这方面的材料，自然选择了论述文。这篇论述文实际就是一篇批判四人帮的文章。文革中知识分子地位低下，成了“臭老九”，现在自然要拨乱反正了。论述文的一般结构是提出论点，拿出论据从正面和反面论证自己的论点，最后给出结论。我写文章的特点是理出文章的结构，准备好材料，打好腹稿，然后动笔一气呵成，最后做一点文字修饰。这种写法在考试中很有帮助。我不写草稿，直接在考卷上写，写完了有时间做一些修饰。当考试结束铃声响起时，有些人还没有完成誊写。
随着一月底临近，陆续听到大学录取通知书开始发放了。我的心情也随之紧张起来了。尤其听朋友讲，报考计算机专业的考生很多是计算机厂（上海无线电十三厂）技校毕业生，他们肯定被优先录取。我想像我这样没有技术背景的在这个热门专业的竞争中一定处于劣势。因而放弃了被第一志愿录取的幻想，寄希望第二第三志愿能否过关。我的第三志愿是上海机械学院工业自动化系。通过一位在该校教英语的远房亲戚打听录取情况，得到的反馈是该系的录取新生名单中没有我的名字。于是感到希望已经破灭，准备明年再考吧。
有一天在公司开会。组织科长（即现在的人事科）将我叫出去。看他神情很严肃，我想一定是要劝我安心工作。他说他刚从区里回来，给了我一个信封。打开一看，原来是上海科大计算机系的录取通知书！这个惊喜的感觉文字无法描述，至今难以忘怀。他说我们服务公司有一百人参加高考，他只拿到这一张录取通知书，幸好有这张通知书不至于让他在区里开会时脸上无光。我在第一时间给我姐姐打电话，让她将这个好消息转达给夏老师。下班回家时，不会做菜的爸爸亲自给我煎了两个荷包蛋，买了一瓶红酒来庆祝这个喜讯。其实我能上大学也是多年埋藏在爸爸心中的愿望。
1978年春节后去科大报到，开始了梦寐以求的大学生活。
结束语
在纪念1977年高考四十周年之际，要再次感谢夏老师和所有在我复习迎考中帮助过我的亲友们。同时希望我的故事能对年轻人有点启发，在逆境中不要放弃，机会会留给有准备的人。
阔别四十四年重返母校
上海1977年高考准考证样张
1978年入学时的上海科大校门 （1994年与上海工大合并成立上海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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