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返摩托罗拉，难忘的苏州三年

王惠豫 （Hugh Wang）

前言

上世纪九十年代中，一股全球化的浪潮悄然兴起。中国市场的巨大潜力吸引了全球的关注。在《与摩托罗拉共渡辉煌的九十年代 - 亲历手机巨星的兴衰》一文中提到，经过反复斟酌，我决定辞去摩托罗拉的工作，去尝试新的挑战。2000年5月，离开了生活了16年的芝加哥来到了加州的圣地亚哥。这是我的职业生涯的一个转折，从此在全球化的浪潮随波逐流，做起了“空中飞人”，奔波于太平洋两岸，开启了职业生涯新的历程。这篇回忆文章是我正在撰写的文章《我的“后摩托罗拉”时代 – 投身全球化的浪潮》的一个章节，先与大家分享。

我祖籍苏州，生于苏州，长于上海。上海承载着我成长岁月的全部记忆，而苏州则是我的出生地和家族根脉所在。多年以后，因为工作的缘故，我重返苏州，在这座既熟悉又陌生的城市度过了难忘的三年。

摩托罗拉的召唤

2004年年初，接到摩托罗拉中国总部人事本门打来的电话，问我是否有兴趣加入摩托罗拉半导体事业部在苏州的研发中心。

摩托罗拉的手机的芯片是在半导体事业部生产的，知识产权属于手机部门，芯片不在市场上出售，摩托罗拉手机部门是唯一的客户。2004年初，公司的CEO宣布，摩托罗拉半导体事业部将从摩托罗拉分离出去，成为独立上市的公司。上世纪九十年代末掀起了一股风潮，世界级的科技集团公司的半导体部门纷纷独立。根据协议，半导体事业部独立后，手机芯片可以在市场上向任何手机厂商供货，同时，摩托罗拉手机部门在二年内保证继续使用独立后公司的手机芯片。由于之前半导体部门只生产芯片，不掌握手机产品的整体技术，尤其是软件，独立后要想找到客户，必须弥补技术上的缺陷，搞出手机整体解决方案，建立客户支持能力。中国区管理层计划在苏州的研发基地建立一支有能力设计手机整体方案的研发队伍。这时我进入了半导体亚太区的管理层的视线。在摩托罗拉手机部门工作期间，我曾与半导体事业部亚太区的经理们有过业务上的合作。

2004年春节前我飞去香港面试。面试过程很轻松，几乎像老同事叙往事。然后中国市场总监陪我去苏州研发基地会见那儿以测试为主的工程团队，以及苏州研发基地的环境。

 

乘去苏州之际，我带着父亲的骨灰去苏州与母亲合葬，让老人家叶落归根。此后在苏州工作的三年期间经常去扫墓，犹如古人的“丁忧三年”，不知道这是否命运的安排。

2004年春节过后我去苏州上任。苏州研发基地包含了多个产品的研发团队，多媒体处理器，6800系列8位位处理器，这是半导体事业部的摇钱树，汽车制造需要大量的微处理器。有些关于马航380失踪的八卦传闻讲的就是那儿的故事 （见我的博文：关于马航370“真相”的高级忽悠_王惠豫-Hugh_新浪博客）。手机芯片业务在苏州有一个支持团队，以软件测试为主，还有软件的客户支持工程师。我的手机解决方案开发团队以此为基础，组建了一支涵盖软件、硬件及测试领域的跨学科工程团队，致力于开发基于摩托罗拉手机（GSM/GPRS）芯片组的软件平台与参考硬件。

成为飞思卡尔半导体公司原始员工

2004年4月，摩托罗拉半导体事业部正式从摩托罗拉独立出去，成立了名为飞思卡尔半导体公司（Freescale Semiconductor）,总部位于德克萨斯州奥斯丁，成为全球十大半导体公司之一， 也是美国第三大半导体公司，在英特尔和德州仪器（TI）之后。2004年7月21日，Freescale Semiconductor正式在纽约证券交易所（NYSE）挂牌上市，IPO发行价为每股13美元。作为从摩托罗拉半导体业务分拆出来的公司，原摩托罗拉半导体业务的员工普遍获得了Freescale的股票及/或股票期权，使大量员工成为这家新公司的“pre-IPO employees”及股权持有人。作为 IPO 前的原始员工，我获得了一定数量的 Restricted Stock（限制性股票），第一年后开始可以出售，之后分四年逐年解除限制；同时还获得了一定数量的 Stock Options（股票期权），行权价（Exercise Price）为每股 13美元，分三年逐年归属。

招兵买马，培训队伍

组建研发团队，除了核心领头岗位由资深的工程师担任，团队的有生力量基于硕士和博士毕业生，然而这并非一件容易的事情。上海高校的应届毕业生都希望留在上海发展。外地的学生渴望留在上海，得到上海户口，因此愿意来苏州应聘的人不多。以我之见这是短视。飞思卡尔按上海的标准给应届毕业生提供起薪。在飞思卡尔的工作经验对今后想要去上海发展绝对有价值。苏州的房价比上海低得多，工作几年后在苏州买房是现实的。在苏州买车马上可以上牌照，不像在上海要花近十万元拍卖牌照。于是，我们将招聘应届研究生的重点转移到南京，西安和成都，那儿的一些大学有著名的电信专业，如南京大学，东南大学，南京邮电大学，西北交通大学和成都电子科技大学等。我们到这些大学开现场招聘会，隔夜挑灯夜战 – 挑选简历。招聘会那天只举行有预约的面试。初试通过的候选人被邀请到苏州面试。

在培训研发队伍，特别是在学习摩托罗拉手机软件方面充分发挥了我的优势。这些软件就是由摩托罗拉手机软件团队开发的，其中就有我的作品。我亲自为团队上培训课。这支队伍迅速掌握了核心技术，能够维护软件，能独立解决客户报告的问题，并且在原有的软件上开发新的供能。飞思卡尔的手机芯片不仅能支持客户开发高端的智能手机，也能支持具有市场价格竞争力的手机。为了帮助客户以较短的周期投产，我们自主设计了一款低价手机的原型，总体生产材料的成本仅20美元，极具市场竞争力。

高新区和工业园区的争夺战

苏州有两个新开发区。老城区的东面是新加坡工业园区，起先是由新加坡与苏州合资开发的，后来由苏州独资，改名为苏州工业园区，邻近上海，主要以工厂为主。老城区的西面是苏州高新区。摩托罗拉半导体研发基地位于高新区内。原先租了建设银行大楼的两层。由于业务的发展，新成立的飞思卡尔半导体公司要寻求更大的办公空间，这引起了两个开发区的竞争，都希望我们去他们的开发区，因为我们是纯高科技的研发中心，可以为以生产为主的园区增值。他们都开出了优厚的条件，例如园区提供土地，出资按我们的要求设计并建造飞思卡尔研发办公楼，包括装修并提供家具。条件仅是签署十年的租赁合同。为了留住我们，防止迁移去上海，当时的苏州市主管城市建设的姜人杰副市长专门宴请我们。最后我们选中了高新区的方案，一年半后搬进了四周环水庭院风味的新办公区。可惜那位副市长未能参加竣工仪式。2004年夏季在苏州举行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世界遗产委员会第28届会议后，他因贪污受贿罪锒铛入狱了。2011年7月11日，号称天堂的苏州和杭州两个城市的原副市长同时被执行死刑，罪名分别是贪污受贿1.08亿元和1.45亿元。他们或许是最后一批被执行死刑的贪官。

（飞思卡尔半导体再苏州高新区的办公楼）

细品故乡风情

苏州是我的祖籍，我出生在苏州，在上海长大。以前对苏州的印象只停留在几个园林。每次去苏州最多住几天，走马观花。在飞思卡尔工作期间让我有机会细细地品味故乡的风情。

我的出生地，学士街228号，是一座爷爷亲手设计和建造的四合院，前门临街后门临学士河。可惜在老城改造的浪潮中它没能幸免被拆的命运。整条学士街改造成餐饮酒吧一条街。2004年我去学士街寻根，228号原址处现在是一家酒吧，所幸的是228号旁的西成桥还在。站在桥上，以228号原址为背景拍了一张照片留念。

（寻访出生地：苏州学士街228号）

苏州以秀美的园林著名。许多园林被联合国列为世界遗产，其门票价也因此水涨船高，高达50元人民币。即使在今天这个价格对当地居民来说也是负担不起的。为了满足居民休闲的需要，凭苏州身份证可以购买50元的年票。作为在苏州工作的外国专家，我也能享受当地居民的待遇，因此购买了年票，经常去园林走走。渐渐地发现在文革后苏州逐渐开发出一些原来的私家园林。这些园林在解放后被公家征用，有些做了工厂，有些成了七十二家房客的大杂院。文革后这些房产逐渐地得到清理，恢复了原来园林的风貌，并向公众开放。这些园林虽然不如拙政园，狮子林等著名，也没有那么大，但是有独到的风味，小而精致，逸静优雅，没有游客，是真正当地居民的休闲之处。金门内的藕园就是这样小园林，我对它十分欣赏，光顾数次。

（苏州藕园）

重拾乒乓球

重拾乒乓球是我在苏州工作三年期间另一个收获。

1961年，第26 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在北京举行，中国拿下男子团体、男子单打、女子单打三项世界冠军，全国掀起了乒乓球热潮。那时我刚进小学，也开始学打乒乓球，三年级时打进了校队，有老师辅导和训练。可是自从参加工作后乒乓球打得少了。尤其来美国后的前二十年很少摸拍。

来苏州后尽情享受家乡的美食，体检结果血脂高，胆固醇高，脂肪肝，体重78 公斤，昔日的衣衫不能穿了。节食和运动是势在必行的了，于是决心重拾乒乓球。在苏州找到一家乒乓球馆，请了球馆的教练，每周二次从基本功训练做起。同时在公司中找喜爱乒乓球的同事打球。一段时间后球技有所提高。2005 年我们公司组队参加苏州高新区的运动会，我们公司得了企业组的团体第三名。自从认真打球和注意节食开始，不到半年时间体重降到了65 公斤，再做体检时所有的“高”都消失了。

此后二十多年，我再也没有停止过乒乓球运动，将打乒乓球比作每天吃饭一样重要，乒乓球技术也有了长足的进步。乒乓球成了丰富我退休生活的一个重要的爱好。

（2009年参加圣地亚哥老年奥林匹克运动会乒乓单打比赛。获第一名的“金牌”（无积分组））

乡音渐浓，评弹入心

我祖籍苏州，生长在上海，上海话是我的母语。由于从小在苏州的语境中长大，虽然只能学几句，对苏州话有一种亲切感。我外婆的苏州话带苏州郊区香山口音，我岳母讲一口纯正的苏州城里话，而评苏州评弹会夹着一些“苏州官话”。这些微小的区别非苏州母语的人恐怕区别不了。在苏州生活期间，大街小巷充实着软软的吴语，自己渐渐地跟着讲，越来越流利了。一般人面前不易露出破绽，除非是苏州本地人。可是在公司中我的苏州却无用武之地。公司中会讲苏州话的员工寥寥无几，绝大多数是非本地员工。

我从小跟着唱片学唱评弹开篇，五，六岁开始能学着唱《蝶恋花》，《一定要把淮河修好》，《新木兰辞》等开篇。每天跟着外婆听收音机中的评弹节目，能区分评弹的主要流派，如蒋调，张调，徐调等。文革中断了收听评弹节目。以后由于读书工作的原因，评弹渐渐地成立过去式。

到苏州后在环境的熏陶下激活了对评弹的兴趣，我开始重温童年记忆中的评弹开篇，并且唱会了原来欣赏的开篇，如蒋玉泉的《宝玉夜探》，《杜十娘》等。在公司的春节晚宴上我演唱了弹词开篇《蝶恋花》。可惜真正能听懂评弹的同事寥寥无几。

苏州一些著名园林中常有评弹演唱，听众虽然不少，但真正懂得欣赏的却不多。我每每驻足，认真聆听。评弹演员似乎也能觉察出我这个“知音”，演出结束后常主动与我聊天，感叹评弹艺术的前途堪忧。

有一次，在拙政园的茶室中，一位评弹演员正在为游客点唱。我点了一曲《蝶恋花》，并告诉他我也会唱。没想到，他竟鼓励我唱给大家听。这是我第一次在公众场合唱评弹。

有了这个开头，胆子越来越大了。此后在深圳，在新张的上海餐馆，由上海来到评弹演员伴奏，我唱了蒋调《宝玉夜探》和张调《怒责贞娘》。这位演员十分感叹，在如今评弹凋零的年代，观众中竞有人能唱经典的评弹曲目。《宝玉夜探》是一个唱词很长的开篇，我竟能一字不差地唱到底，他唏嘘不已，没有数年的功底是唱不了的。

“水土不服”的婚礼

如前一章所述，苏州团队的成员以刚毕业的研究生为主。他（她）们大多已经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事业逐渐稳定之后，也开始陆续成家。

在苏州的三年里，我一共参加了四次婚礼。其中一次，是一位原摩托罗拉同事的婚礼。新娘是苏州人，他特地邀请我参加在苏州举行的婚宴。其余三次，则都是我团队成员的婚礼。

既然参加的是员工的婚礼，我自然也希望做到入乡随俗。每次都包一个不小的红包，不能失了“老板”的身份。尽管如此，在婚礼这个场合，我还是难免有些“水土不服”。

穿得太正式

第一次参加的是一位女员工的婚礼。新郎和新娘都是苏州人，参加婚礼的亲朋好友大多数也是苏州人，因此，这可以说是一场原汁原味的苏州婚礼。

由于我在美国生活多年，对国内这些年婚礼上的穿着习惯已经不太熟悉。按照美国的习惯，平时可以穿得比较随意，但参加婚礼通常要穿得正式一些，以表示对主人的尊重。

于是，那天我穿了一套完整的西装，外面还加了一件风衣，颇为郑重地去参加婚宴。

婚礼办得很隆重，还特地请来一位前电视台主持人担任司仪。他不仅能说，而且能唱，把整个婚礼主持得十分热闹。

让我感到有些尴尬的是，我的穿着实在太显眼了。

现场不少来宾的打扮相当随意，有穿牛仔裤的，也有穿运动装的。就连新郎和新娘的父亲，也没有穿正式的西装。当我走进婚宴大厅时，甚至差点有人把我误认为是新郎或新娘的父亲。

那一次，我才发现，自己虽然已经回到了中国，却还没有完全适应这里的“现代婚礼文化”。

从“老板”变成了“师傅”

另一次婚礼的情况更特殊。

团队里一位软件工程师来自安徽农村。当时，他的父亲患肝癌，病情已经到了晚期。为了给父亲冲冲喜，他和正在南京攻读博士学位的女友决定提前结婚，并把婚礼安排在苏州举行。他的父母也专程赶到苏州参加儿子的婚礼。

由于新郎和新娘的家都不在苏州，我们的软件经理便成了这场婚礼的“总操盘手”。为了婚礼当天的接送，她临时协调了几辆车，安排新郎去宾馆接新娘，以及接送双方父母等。

车都凑齐了，却缺少一位司机。

那时，我刚刚拿到苏州的驾照，在中国还没有真正开过车，正好也想借这个机会熟悉一下苏州的道路和交通情况。于是，我自告奋勇，当起了司机，负责接送新郎的父母往返宾馆和饭店。

有了第一次婚礼“穿得太正式”的经验，这一次，我索性穿得和往常一样。

没想到，问题又来了。

大概是新郎忙着张罗婚礼，没有来得及向父母介绍我的身份。他的父亲见我开车接送他们，便理所当然地以为我是婚礼临时雇来的司机，一路上一直称呼我：

“师傅。”

这一下，反倒让新郎感到十分尴尬。

在中国的职场文化中，人们向来比较讲究称呼。称呼上司，通常是“姓＋职称”，例如“张总”“王总”。当然，在外资企业里并没有那么讲究，大家常常直接用英文名字互相称呼。

但是，在这样一个场合，自己的父亲把自己上司的上司称为“师傅”，多少还是有些令人哭笑不得。

我倒觉得无所谓。毕竟那天，我确实是在做司机的工作。

“世界著名企业的项目经理”

第三场婚礼则更有意思。

新郎是我们团队中的一名测试工程师。他的父亲以前在苏州工作，后来在江苏某市担任领导干部。新娘则是当地电视台的一位主持人。至于这段姻缘是如何促成的，我当时还曾半开玩笑地猜想，会不会是新郎父亲做的“红娘”。

婚礼的场面相当大。

大概因为新郎父亲的朋友很多，婚宴摆了近百桌。

按照惯例，婚礼主持人总要郑重介绍新郎和新娘的身份，再加上一番“郎才女貌、天作之合”之类的赞美。对其他来宾来说，这本来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但主持人介绍新郎时的一句话，却让我听得啼笑皆非。

主持人郑重宣布：

“新郎是世界著名企业摩托罗拉的项目经理……”

我听了差点笑出来。

实际上，这位新郎只是我们测试团队的一名测试工程师，而且还是合同工，在团队中资历相对较浅。

主持人之所以这样介绍，显然并不是因为不了解事实，而是为了让新郎的身份听起来更加“体面”，也给新郎父亲增添一些面子。

这件事也让我想到当时中国职场中的一种现象。

从事技术工作的工程师虽然很多，但不少人在规划自己的职业生涯时，最终追求的并不是成为一名经验丰富、技术精湛的资深工程师，而是希望尽快成为项目经理、市场经理或销售经理。似乎只有头衔中带上“经理”二字，才意味着事业成功，也更容易得到亲朋好友的认可和尊重。

在我看来，这种观念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当时中国职场对技术专业人才价值认识的不足。很多优秀工程师最终选择离开技术岗位转做管理，这也是中国长期以来较难形成大批资深技术专家的原因之一。

暂别苏州，再启新程

2000年代中期是风险投资疯狂炒作时期。黑石集团（Blackstone）看上了飞思卡尔半导体，2006年12月，黑石集团牵头成立私募股权财团，以每股40美元收购了飞思卡尔。飞思卡尔不再是上市公司，变成了一家由财团控股的私营公司，他们打算几年后包装再上市，期待获得丰厚的回报。

飞思卡尔被黑石收购，对广大员工确是一件好事。原来还没有到期的员工股票和股票期权，这时也不用再等了，公司全部一次性兑现。

除了2004年在飞思卡尔半导体成立之际发放股票和股权之外，之后两年的绩效奖金包含现金，股票和股权。记得在发放2006年奖金时，我的奖金中几乎没有现金，给了我比上一年较多的限制股票和股权。我的上司解释说，在摩托罗拉期间，香港的经理们没有现金奖金，所以这次给他们多点现金，多给我点你股权。当时感觉不爽。众所周知，股权不能保证在短期内会有收益，如果一年或几年以后公司股票的市价低于发放股权时的股价，那么该股权就一文不值，所有大家普遍愿意多拿现金奖金。上司当然也懂得“现金为王”的道理，多给我股权只是为偏袒香港经理的借口，他本人就是香港人。然而，几个月后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在黑石收购公司时，所有到期或未到期的股权一律按每股40美元的价格兑现。换算下来，我的股权兑现后的收益远高于香港经理得到的现金奖金，真是人算不如天算!

飞思卡尔半导体被收购后，董事会由私募股权财团控制。既然收购的目标是经过包装后再上市，公司的经营重点转移到短期赢利高的项目，砍掉了那些技术开发的长期策略性项目，苏州的手机解决方案项目也在裁撤之列。

就这样，我结束了在飞思卡尔的工作，也告别了生活近三年的苏州。三年并不算长，却让我重新认识了自己的故乡，也给我的职业生涯留下了一段难以忘怀的经历。

（飞思卡尔半导体苏州手机研发团队）

后记：飞思卡尔半导体的最终归宿

2008年的金融危机打破了黑石集团的投机发财梦。2011年6月1日飞思卡尔半导体重新上市时，IPO的股价是每股18美元。相比2006年12月1日的收购价每股40美元，赚了还是赔了？还是那句话：“人算不如天算”。 飞思卡尔半导体的最终归宿：2015年12月7日，Freescale Semiconductor被荷兰半导体公司 NXP Semiconductors（恩智浦）收购，Freescale作为独立公司从此消失。

从Motorola，到Freescale，再到NXP，十一年间，公司的名字变了几次，而我自己的人生也走过了不同的阶段。回头看，真正让我难忘的，也许并不是一家公司的兴衰，而是那段在故乡苏州生活、工作和重新发现自己的三年。

 

写于 2026年9月4日 纽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