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惠豫 （Hugh Wang）
《重返摩托罗拉，难忘的苏州三年》是《我的“后摩托罗拉”时代 – 投身全球化的浪潮》的第三章。
我祖籍苏州，生于苏州，长于上海。上海承载着我成长岁月的全部记忆，而苏州则是我的出生地和家族根脉所在。多年以后，因为工作的缘故，我重返苏州，在这座既熟悉又陌生的城市度过了难忘的三年。
摩托罗拉的召唤
2004年年初，我接到摩托罗拉中国总部人事部门打来的电话，询问我是否有兴趣加入摩托罗拉半导体事业部在苏州的研发中心。
当时，摩托罗拉手机使用的芯片由半导体事业部开发和生产，但相关知识产权属于手机部门。这些芯片并不对外销售，摩托罗拉手机部门是唯一的客户。
2004年初，公司CEO宣布，摩托罗拉半导体事业部将从摩托罗拉分拆出来，成为一家独立上市的公司。上世纪90年代末，全球科技行业掀起了一股半导体业务独立的风潮，一些大型科技集团纷纷将旗下的半导体部门分拆出去。
按照分拆后的安排，原本只向摩托罗拉手机部门供货的手机芯片，将可以向市场上的其他手机厂商销售；与此同时，摩托罗拉手机部门承诺在分拆后的两年内继续使用新公司的手机芯片。
然而，半导体事业部过去主要负责芯片设计和生产，并不掌握手机产品的整体技术，尤其缺乏完整的手机软件和解决方案。分拆之后，如果希望赢得其他手机厂商的客户订单，就必须弥补这一短板，开发完整的手机解决方案，并建立相应的客户技术支持能力。
为此，摩托罗拉中国区管理层计划依托苏州研发基地，组建一支能够独立开发手机整体解决方案的研发团队。由于我此前在摩托罗拉手机部门工作过，与半导体事业部亚太区的管理人员也有过业务合作，因此进入了他们的视野。
2004年春节前，我飞往香港参加面试。整个过程十分轻松，几乎像老同事见面叙旧。面试结束后，中国市场总监又陪我前往苏州研发基地，了解那里的工程团队和工作环境。当时，苏州团队主要从事测试工作，尚未形成完整的手机解决方案研发能力。
这次前往苏州，还有一件对我个人十分重要的事。我带着父亲的骨灰回到故乡苏州，将他与母亲合葬，让老人家叶落归根。
此后在苏州工作的三年里，我经常前去扫墓。古人有“丁忧三年”之说，我却恰好在父亲去世后回到故乡工作了三年。不知这是否也是一种命运的安排。
2004年春节过后，我正式到苏州上任。
苏州研发基地原本拥有多个产品研发团队，包括多媒体处理器和6800系列8位微处理器的相关团队。6800系列是摩托罗拉半导体事业部的重要产品线，汽车电子等领域对微处理器有着持续的需求。此外，苏州还有一支服务于手机芯片业务的支持团队，主要从事软件测试，并配备了一些负责客户支持的工程师。
我以这支团队为基础，逐步组建起一支涵盖软件、硬件和测试等领域的跨学科工程团队，目标是开发基于摩托罗拉GSM/GPRS手机芯片组的软件平台和参考硬件，为手机厂商提供完整的解决方案。
成为飞思卡尔半导体公司原始员工
2004年4月，摩托罗拉半导体事业部正式从摩托罗拉分拆，成立飞思卡尔半导体公司（Freescale
Semiconductor），总部设在德克萨斯州奥斯汀。飞思卡尔由此成为全球重要的半导体公司之一。
同年7月21日，飞思卡尔在纽约证券交易所（NYSE）正式上市，首次公开募股（IPO）发行价为每股13美元。
作为摩托罗拉半导体业务分拆后成立的新公司的员工，我获得了一定数量的限制性股票（Restricted Stock）和股票期权（Stock
Options）。限制性股票在第一年后开始解除限制，之后按计划逐年归属；股票期权的行权价为每股13美元，分三年逐年归属。
这些股权激励使我们这些从摩托罗拉半导体事业部转入飞思卡尔的员工，成为这家新公司的早期股权持有人。对我而言，这不仅意味着工作单位和公司名称发生了变化，也开启了职业生涯中的一个新阶段
招兵买马，培训队伍
组建一支能够独立开发手机整体解决方案的研发团队，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除了由资深工程师担任核心岗位外，我们还需要大量年轻的硕士和博士毕业生，为团队注入新鲜血液。
然而，招聘工作一开始就遇到了困难。
当时，上海高校的应届毕业生大多希望留在上海发展。来自外地的学生也往往把获得上海户口视为重要目标，因此，愿意到苏州工作的毕业生并不多。
在我看来，这种选择未免有些短视。飞思卡尔按照上海的薪资标准向应届毕业生提供起薪，而在这里积累的手机研发经验，对将来希望到上海发展的工程师同样很有价值。与此同时，苏州的房价远低于上海，工作几年后在苏州买房更为现实；在苏州买车，也可以直接办理牌照，不必像当时在上海那样花费高昂的成本竞拍车牌。
既然上海的毕业生不愿意来，我们便调整了招聘策略，将重点转向南京、西安和成都。这些城市拥有多所电子信息和通信工程实力较强的高校，例如南京大学、东南大学、南京邮电大学、西安交通大学和电子科技大学等。
我们直接前往这些学校举办现场招聘会。招聘会前一天晚上，大家常常挑灯夜战，连夜筛选大量简历；招聘当天则按照预约安排面试。通过初试的候选人，再被邀请到苏州进行进一步面谈。
在培训新团队方面，我也充分发挥了自己过去在摩托罗拉手机部门工作的优势。我们要开发的软件平台，本来就是摩托罗拉手机软件团队多年积累的成果，其中一些模块还出自我手。因此，我亲自为新员工讲课，介绍软件架构、关键技术和开发方法。
在我的带领下，这支年轻的队伍很快掌握了核心技术，不仅能够维护现有软件、独立解决客户反馈的问题，还能在原有平台上开发新的功能。
飞思卡尔的手机芯片既可以支持客户开发高端智能手机，也能用于价格更具竞争力的大众化手机。为了帮助客户缩短产品开发周期、尽快实现量产，我们还自主设计了一款低成本手机原型。整机的物料成本控制在约20美元，具有很强的价格竞争力。
从组建团队到掌握核心技术，再到设计低成本手机原型，苏州研发中心逐渐从一支以测试和支持为主的团队，成长为能够参与手机整体方案开发的工程力量。这正是我当初接受这份工作的目标。
高新区和工业园区的争夺战
苏州有两个新开发区。老城区的东面是新加坡工业园区，起先是由新加坡与苏州合资开发的，后来由苏州独资，改名为苏州工业园区，邻近上海，主要以工厂为主。老城区的西面是苏州高新区。
摩托罗拉半导体苏州研发基地位于高新区内。原先租了建设银行大楼的两层。由于业务的发展，新成立的飞思卡尔半导体公司要寻求更大的办公空间，这引起了两个开发区的竞争，都希望我们去他们的开发区，因为我们是纯高科技的研发中心，可以为以生产为主的园区增值。他们都开出了优厚的条件，例如园区提供土地，出资按我们的要求设计并建造飞思卡尔研发办公楼，包括装修并提供家具。条件仅是签署十年的租赁合同。
为了留住我们，防止迁移去上海，当时的苏州市主管城市建设的姜人杰副市长专门宴请我们。最后我们选中了高新区的方案，一年半后搬进了四周环水庭院风格的新办公区。可惜那位副市长未能参加竣工仪式。2004年夏季在苏州举行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世界遗产委员会第28届会议后，他因贪污受贿罪锒铛入狱了。2011年7月11日，号称天堂的苏州和杭州两个城市的原副市长同时被执行死刑，罪名分别是贪污受贿1.08亿元和1.45亿元。他们或许是最后一批被执行死刑的贪官。
（飞思卡尔半导体再苏州高新区的办公楼）
细品故乡风情
苏州是我的祖籍，我出生在苏州，在上海长大。以前对苏州的印象只停留在几个园林。每次去苏州最多住几天，走马观花。在飞思卡尔工作期间让我有机会细细地品味故乡的风情。
我的出生地，学士街228号，是一座爷爷亲手设计和建造的四合院，前门临街后门临学士河。可惜在老城改造的浪潮中它没能幸免被拆的命运。整条学士街改造成餐饮酒吧一条街。2004年我去学士街寻根，228号原址处现在是一家酒吧，所幸的是228号旁的西成桥还在。站在桥上，以228号原址为背景拍了一张照片留念。
（寻访出生地：苏州学士街228号）
苏州以秀美的园林著名。许多园林被联合国列为世界遗产，其门票价也因此水涨船高，高达50元人民币。即使在今天这个价格对当地居民来说也是负担不起的。为了满足居民休闲的需要，凭苏州身份证可以购买50元的年票。作为在苏州工作的外国专家，我也能享受当地居民的待遇，因此购买了年票，经常去园林走走。渐渐地发现在文革后苏州逐渐开发出一些原来的私家园林。这些园林在解放后被公家征用，有些做了工厂，有些成了七十二家房客的大杂院。文革后这些房产逐渐地得到清理，恢复了原来园林的风貌，并向公众开放。这些园林虽然不如拙政园，狮子林等著名，也没有那么大，但是有独到的风味，小而精致，逸静优雅，没有游客，是真正当地居民的休闲之处。金门内的藕园就是这样小园林，我对它十分欣赏，光顾数次。
（苏州藕园）
重拾乒乓球
重拾乒乓球是我在苏州工作三年期间另一个收获。
1961年，第26 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在北京举行，中国拿下男子团体、男子单打、女子单打三项世界冠军，全国掀起了乒乓球热潮。那时我刚进小学，也开始学打乒乓球，三年级时打进了校队，有老师辅导和训练。可是自从参加工作后乒乓球打得少了。尤其来美国后的前二十年很少摸拍。
来苏州后尽情享受家乡的美食，体检结果血脂高，胆固醇高，脂肪肝，体重78 公斤，昔日的衣衫不能穿了。节食和运动是势在必行的了，于是决心重拾乒乓球。在苏州找到一家乒乓球馆，请了球馆的教练，每周二次从基本功训练做起。同时在公司中找喜爱乒乓球的同事打球。一段时间后球技有所提高。2005
年我们公司组队参加苏州高新区的运动会，我们公司得了企业组的团体第三名。自从认真打球和注意节食开始，不到半年时间体重降到了65
公斤，再做体检时所有的“高”都消失了。
此后二十多年，我再也没有停止过乒乓球运动，将打乒乓球比作每天吃饭一样重要，乒乓球技术也有了长足的进步。乒乓球成了丰富我退休生活的一个重要的爱好。
（2009年参加圣地亚哥老年奥林匹克运动会乒乓单打比赛。获第一名的“金牌”（无积分组））
乡音渐浓，评弹入心
我祖籍苏州，生长在上海，上海话是我的母语。由于从小在苏州的语境中长大，虽然只能学几句，对苏州话有一种亲切感。我外婆的苏州话带苏州郊区香山口音，我岳母讲一口纯正的苏州城里话，而评苏州评弹会夹着一些“苏州官话”。这些微小的区别非苏州母语的人恐怕区别不了。在苏州生活期间，大街小巷充实着软软的吴语，自己渐渐地跟着讲，越来越流利了。一般人面前不易露出破绽，除非是苏州本地人。可是在公司中我的苏州却无用武之地。公司中会讲苏州话的员工寥寥无几，绝大多数是非本地员工。
我从小跟着唱片学唱评弹开篇，五，六岁开始能学着唱《蝶恋花》，《一定要把淮河修好》，《新木兰辞》等开篇。每天跟着外婆听收音机中的评弹节目，能区分评弹的主要流派，如蒋调，张调，徐调等。文革中断了收听评弹节目。以后由于读书工作的原因，评弹渐渐地成立过去式。
到苏州后在环境的熏陶下激活了对评弹的兴趣，我开始重温童年记忆中的评弹开篇，并且唱会了原来欣赏的开篇，如蒋玉泉的《宝玉夜探》，《杜十娘》等。在公司的春节晚宴上我演唱了弹词开篇《蝶恋花》。可惜真正能听懂评弹的同事寥寥无几。
苏州一些著名园林中常有评弹演唱，听众虽然不少，但真正懂得欣赏的却不多。我每每驻足，认真聆听。评弹演员似乎也能觉察出我这个“知音”，演出结束后常主动与我聊天，感叹评弹艺术的前途堪忧。
有一次，在拙政园的茶室中，一位评弹演员正在为游客点唱。我点了一曲《蝶恋花》，并告诉他我也会唱。没想到，他竟鼓励我唱给大家听。这是我第一次在公众场合唱评弹。
有了这个开头，胆子越来越大了。此后在深圳，在新张的上海餐馆，由上海来到评弹演员伴奏，我唱了蒋调《宝玉夜探》和张调《怒责贞娘》。这位演员十分感叹，在如今评弹凋零的年代，观众中竞有人能唱经典的评弹曲目。《宝玉夜探》是一个唱词很长的开篇，我竟能一字不差地唱到底，他唏嘘不已，没有数年的功底是唱不了的。
“水土不服”的婚礼
如前一章所述，苏州团队的成员以刚毕业的研究生为主。他（她）们大多已经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事业逐渐稳定之后，也开始陆续成家。
在苏州的三年里，我一共参加了四次婚礼。其中一次，是一位原摩托罗拉同事的婚礼。新娘是苏州人，他特地邀请我参加在苏州举行的婚宴。其余三次，则都是我团队成员的婚礼。
既然参加的是员工的婚礼，我自然也希望做到入乡随俗。每次都包一个不小的红包，不能失了“老板”的身份。尽管如此，在婚礼这个场合，我还是难免有些“水土不服”。
穿得太正式
第一次参加的是一位女员工的婚礼。新郎和新娘都是苏州人，参加婚礼的亲朋好友大多数也是苏州人，因此，这可以说是一场原汁原味的苏州婚礼。
由于我在美国生活多年，对国内这些年婚礼上的穿着习惯已经不太熟悉。按照美国的习惯，平时可以穿得比较随意，但参加婚礼通常要穿得正式一些，以表示对主人的尊重。
于是，那天我穿了一套完整的西装，外面还加了一件风衣，颇为郑重地去参加婚宴。
婚礼办得很隆重，还特地请来一位前电视台主持人担任司仪。他不仅能说，而且能唱，把整个婚礼主持得十分热闹。
让我感到有些尴尬的是，我的穿着实在太显眼了。
现场不少来宾的打扮相当随意，有穿牛仔裤的，也有穿运动装的。就连新郎和新娘的父亲，也没有穿正式的西装。当我走进婚宴大厅时，甚至差点有人把我误认为是新郎或新娘的父亲。
那一次，我才发现，自己虽然已经回到了中国，却还没有完全适应这里的“现代婚礼文化”。
从“老板”变成了“师傅”
另一次婚礼的情况更特殊。
团队里一位软件工程师来自安徽农村。当时，他的父亲患肝癌，病情已经到了晚期。为了给父亲冲冲喜，他和正在南京攻读博士学位的女友决定提前结婚，并把婚礼安排在苏州举行。他的父母也专程赶到苏州参加儿子的婚礼。
由于新郎和新娘的家都不在苏州，我们的软件经理便成了这场婚礼的“总操盘手”。为了婚礼当天的接送，她临时协调了几辆车，安排新郎去宾馆接新娘，以及接送双方父母等。
车都凑齐了，却缺少一位司机。
那时，我刚刚拿到苏州的驾照，在中国还没有真正开过车，正好也想借这个机会熟悉一下苏州的道路和交通情况。于是，我自告奋勇，当起了司机，负责接送新郎的父母往返宾馆和饭店。
有了第一次婚礼“穿得太正式”的经验，这一次，我索性穿得和往常一样。
没想到，问题又来了。
大概是新郎忙着张罗婚礼，没有来得及向父母介绍我的身份。他的父亲见我开车接送他们，便理所当然地以为我是婚礼临时雇来的司机，一路上一直称呼我：
“师傅。”
这一下，反倒让新郎感到十分尴尬。
在中国的职场文化中，人们向来比较讲究称呼。称呼上司，通常是“姓＋职称”，例如“张总”“王总”。当然，在外资企业里并没有那么讲究，大家常常直接用英文名字互相称呼。
但是，在这样一个场合，自己的父亲把自己上司的上司称为“师傅”，多少还是有些令人哭笑不得。
我倒觉得无所谓。毕竟那天，我确实是在做司机的工作。
“世界著名企业的项目经理”
第三场婚礼则更有意思。
新郎是我们团队中的一名测试工程师。他的父亲以前在苏州工作，后来在江苏某市担任领导干部。新娘则是当地电视台的一位主持人。至于这段姻缘是如何促成的，我当时还曾半开玩笑地猜想，会不会是新郎父亲做的“红娘”。
婚礼的场面相当大。
大概因为新郎父亲的朋友很多，婚宴摆了近百桌。
按照惯例，婚礼主持人总要郑重介绍新郎和新娘的身份，再加上一番“郎才女貌、天作之合”之类的赞美。对其他来宾来说，这本来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但主持人介绍新郎时的一句话，却让我听得啼笑皆非。
主持人郑重宣布：
“新郎是世界著名企业摩托罗拉的项目经理……”
我听了差点笑出来。
实际上，这位新郎只是我们测试团队的一名测试工程师，而且还是合同工，在团队中资历相对较浅。
主持人之所以这样介绍，显然并不是因为不了解事实，而是为了让新郎的身份听起来更加“体面”，也给新郎父亲增添一些面子。
这件事也让我想到当时中国职场中的一种现象。
从事技术工作的工程师虽然很多，但不少人在规划自己的职业生涯时，最终追求的并不是成为一名经验丰富、技术精湛的资深工程师，而是希望尽快成为项目经理、市场经理或销售经理。似乎只有头衔中带上“经理”二字，才意味着事业成功，也更容易得到亲朋好友的认可和尊重。
在我看来，这种观念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当时中国职场对技术专业人才价值认识的不足。很多优秀工程师最终选择离开技术岗位转做管理，这也是中国长期以来较难形成大批资深技术专家的原因之一。
暂别苏州，再启新程
2000年代中期是风险投资疯狂炒作时期。黑石集团（Blackstone）看上了飞思卡尔半导体，2006年12月，黑石集团牵头成立私募股权财团，以每股40美元收购了飞思卡尔。飞思卡尔不再是上市公司，变成了一家由财团控股的私营公司，他们打算几年后包装再上市，期待获得丰厚的回报。
飞思卡尔被黑石收购，对广大员工确是一件好事。原来还没有到期的员工股票和股票期权，这时也不用再等了，公司全部一次性兑现。
除了2004年在飞思卡尔半导体成立之际发放股票和股权之外，之后两年的绩效奖金包含现金，股票和股权。记得在发放2006年奖金时，我的奖金中几乎没有现金，给了我比上一年较多的限制股票和股权。我的上司解释说，在摩托罗拉期间，香港的经理们没有现金奖金，所以这次给他们多点现金，多给我点你股权。当时感觉不爽。众所周知，股权不能保证在短期内会有收益，如果一年或几年以后公司股票的市价低于发放股权时的股价，那么该股权就一文不值，所有大家普遍愿意多拿现金奖金。上司当然也懂得“现金为王”的道理，多给我股权只是为偏袒香港经理的借口，他本人就是香港人。然而，几个月后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在黑石收购公司时，所有到期或未到期的股权一律按每股40美元的价格兑现。换算下来，我的股权兑现后的收益远高于香港经理得到的现金奖金，真是人算不如天算!
飞思卡尔半导体被收购后，董事会由私募股权财团控制。既然收购的目标是经过包装后再上市，公司的经营重点转移到短期赢利高的项目，砍掉了那些技术开发的长期策略性项目，苏州的手机解决方案项目也在裁撤之列。
就这样，我结束了在飞思卡尔的工作，也告别了生活近三年的苏州。三年并不算长，却让我重新认识了自己的故乡，也给我的职业生涯留下了一段难以忘怀的经历。
（飞思卡尔半导体苏州手机研发团队）
后记：飞思卡尔半导体与著名事件的关联
在结束本章之前，再谈谈飞思卡尔半导体涉及几起知名度很高事件的轶事。
“汉芯一号”造假事件
2003年2月26日，由上海交通大学陈进教授主持的“汉芯一号”高性能DSP芯片通过专家组鉴定，并在上海举行新闻发布会。按照当时官方的说法，这是中国内地首个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高性能DSP芯片，被认为是中国芯片工业核心技术研究的一项重大突破。一时间，汉芯一号受到政府、科技界和媒体的高度关注，陈进也成为国内集成电路领域备受瞩目的青年科学家。
陈进何许人？他在1998年加入摩托罗拉半导体事业部，在德州的奥斯丁研发中心任IC测试工程师。陈进于2000年3月转到摩托罗拉苏州的研发基地，后来的飞思卡尔半导体。仅两个月以后他进入了上海交大。2001年上海交大成立汉芯实验室，2002年陈进任交大芯片于系统研究所主任，并成立了上海汉芯半导体科技有限公司。“汉芯一号”是陈静主持下的由国家资助的科研项目。
然而备受瞩目的汉芯一号连同陈进头上的光环在2006年1月17日被清华大学BBS出现的一篇匿名举报文章《汉芯黑幕》打碎。文章揭露了所谓“汉芯一号”并非自助研发，而是抄袭Motorola/Freescale
56800系列DSP。陈进带着摩托罗拉DSP的资料作为投名状成为上海交大教授，并以汉芯一号名义申请到了国家科研经费。
最令人震惊的是，在2003年所谓汉芯一号通过专家鉴定和验收的过程中，竟然出现了这样一幕：眼看鉴定和验收日期逼近，而汉芯一号还没有真正搞出来，为了应付这一难关，陈进拿了一片Motorola
56800 DSP芯片，让人将MOTOROLA的标识打磨掉，再刷上“汉芯一号”的标识。包括院士在内的鉴定专家，最终认可的竟然是这颗摩托罗拉DSP芯片。更令人不可思议的是，Motorola 56800 DSP芯片的管脚数，与汉芯一号技术规范书中描述的管脚数并不一致，专家们竟然也没有察觉。从后来调查结果回头看，这场鉴定更像是一场走过场的游戏。
2006年5月，经官方的联合调查，揭发的汉芯一号造假属实，陈进不仅被撤销了一切职务和荣誉头衔，连教授的饭碗也丢了。
那位揭发者是谁，他就是当时在飞思卡尔半导体苏州研发基地任职的工程师。他曾经是陈进交大团队的一员，亲手参加了汉芯一号的研发工作，所以对整个造假过程一清二楚。他能够提供许多外部人员无法掌握的内部情况。在举报事件后他辞去了飞思卡尔的工作。
造假的主谋和检举者都与飞思卡尔半导体苏州研发基地有一段渊源。
“马航MH370与飞思卡尔工程师”的离奇传闻
飞思卡尔还曾莫名其妙地卷入另一起轰动一时的“阴谋论”。
2017年，我在微信群里看到一篇所谓《马航MH370调查（终结篇）》的文章。文章煞有介事地声称，MH370是被美军无人机劫持到太平洋某秘密基地，目的竟然是绑架四名飞思卡尔苏州研发基地的工程师，因为他们共同发明了当时“世界上最小的微处理器”KL-04，而且拥有高达数千亿美元的商业和军事价值。
这篇文章看起来颇有“技术含量”：KL-04确实是飞思卡尔在2013年发布的一款微处理器，四位工程师也确实是相关专利的发明人。
但作为在摩托罗拉和飞思卡尔都工作过的人，我一看就知道故事不靠谱。首先，摩托罗拉和飞思卡尔的知识产权政策非常明确：员工在公司期间完成的发明，其知识产权归公司所有，我本人也曾以一美元将一项专利的所有权转让给公司。四位工程师根本不可能拥有所谓80%的专利所有权。
其次，文章宣称这项发明价值“几千亿美元”，更是离谱。2015年，整个飞思卡尔被NXP以167亿美元收购；如果仅仅一项产品就价值数千亿美元，这个说法显然经不起推敲。
最有意思的是，我认识其中几位工程师，其中一位还曾与我在LinkedIn上联系。我查到他的资料后发现，他当时仍然在苏州的飞思卡尔（后来为NXP）工作。于是我直接给他发消息求证。他很快回复我：“……互联网是某些人编故事的好平台。这故事一年前就传开了，现在又添油加醋了一点东西弄出个终结版重新散播。搞的这两天微信突然增多…… 我自己都没那时间细读全部，倒是周围的人问的很细.....” 。哈哈，他们都还“健在”，至此，这个所谓的“MH370终极真相”自然不攻自破。
回头想想，这个故事倒也从侧面说明了飞思卡尔当时的技术影响力：如果飞思卡尔没有足够的技术知名度，如果苏州研发中心没有这些真实存在的工程师，恐怕也不会成为谣言编造者眼中的“故事素材”。
没想到，飞思卡尔苏州研发基地最终竟以这样一种匪夷所思的方式，进入了全球新闻的视野。
飞思卡尔半导体的最终归宿
2008年的金融危机打破了黑石集团的投机发财梦。2011年6月1日飞思卡尔半导体重新上市时，IPO的股价是每股18美元。相比2006年12月1日的收购价每股40美元，赚了还是赔了？还是那句话：“人算不如天算”。 飞思卡尔半导体的最终归宿：2015年12月7日，Freescale
Semiconductor被荷兰半导体公司 NXP Semiconductors（恩智浦）收购，Freescale作为独立公司从此消失。
从Motorola，到Freescale，再到NXP，十一年间，公司的名字变了几次，而我自己的人生也走过了不同的阶段。回头看，真正让我难忘的，也许并不是一家公司的兴衰，而是那段在故乡苏州生活、工作和重新发现自己的三年。
写于 2026年9月4日 纽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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