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惠豫 （Hugh Wang）
上世纪九十年代中，一股全球化的浪潮悄然兴起。中国市场的巨大潜力吸引了全球的关注。在《与摩托罗拉共渡辉煌的九十年代 - 亲历手机巨星的兴衰》一文中提到，经过反复斟酌，我决定辞去摩托罗拉的工作，去尝试新的挑战。2000年5月，离开了生活了16年的芝加哥来到了加州的圣地亚哥。回头看这一变动，是我的职业生涯的一个转折，从此在全球化的浪潮随波逐流，做起了“空中飞人”，奔波于太平洋两岸，开启了职业生涯新的历程。
加入初创公司3G
Cellular
3G
Cellular是一家位于圣地亚哥的初创公司。投资方是一家台湾的证券公司，几位创始人都曾在高通，摩托罗拉，诺基亚和爱迪讯工作过。
从公司名字看似乎是一家从事第三代移动通信（3G）的公司，其实不然。2000年时，3G手机在尚未问世，第二代（2G）手机仍处于蓬勃发展的阶段。公司之所以取名“3G
Cellular”，是想表达一种前瞻性的定位：，始终站在移动通信发展的前沿。公司的实际定位是要建成一家手机的ODM（原始设计制造）厂商，为中国的手机品牌提供从设计到生产的一条龙服务。
在《与摩托罗拉共渡辉煌的九十年代
- 亲历手机巨星的兴衰》一文中提到，GSM手机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进入中国市场。当时，中国市场上的手机主要来自摩托罗拉，诺基亚和爱迪讯。到了2000年，国内企业也跃跃欲试，准备进入手机市场。中国工信部已向家中国品牌企业发放了手机生产许可证，但是这些企业当时普遍缺乏独立没设计和制造手机的能力。3G
Cellular正是看准了这一市场机会，希望借助中国手机品牌进入中国市场，占据一席之地。
3G Cellular的总部位于圣地亚哥Sorrento Valley，距离高通很近。公司在北京设有分部，主要负责中文用户界面的开发和生产的支持。此外，还在上海青浦建立了一条手机组装生产线。
我的摩托罗拉的前经理时公司的创始人之一，在他的游说下，我于2000年5月加入了3G Cellular，担任软件总监，负责全公司的软件开发。
（圣地亚哥3G
Cellular总部）
创建工程团队，建立软件开发系统和流程
到位后的首要任务是从零开始组建公司的全球软件团队，
并迅速建立软件开发环境和流程。
摩托罗拉是当时GSM手机技术的领头羊之一。3G
Cellular开发GSM手机的核心团队，主要由我从摩托罗拉带来的资深工程师组成。借鉴于摩托罗拉的软件开发经验，我们在短期内建立了完整的软件开发流程与环境，包括基于
Windows NT 的 C/C++ 开发环境，以及基于
ClearCase 和 ClearQuest 的源代码管理与项目跟踪系统。该系统实现了圣地亚哥与北京两地间的协同开发与同步能力。
开发公司第一款GSM手机
当时，市场上GSM手机三大巨头 – 摩托罗拉，诺基亚和爱迪讯，都用自己研发生产的芯片。到了2000年前后，德州仪器（Texas
Instruments）和英飞凌科技（Infineon Technologies，前西门子半导体）等半导体公司开始向第三方手机厂商提供芯片和整套开发方案。
经过评估，我们选择了英飞凌的方案，当时，市场上还没有一款手机采用这套方案，我们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GSM手机开发的软件团队是一支国际化团队，负责用户界面和应用软件的团队设在北京研发中心；负责通信协议，硬件接口和驱动软件的工程师则主要来自圣地亚哥总部。
为了全面掌握英飞凌的手机解决方案，我亲自带领软件核心团队成员前往英飞凌位于丹麦的研发中心，学习整套方案的架构和各个软件模块的细节。为了与北京团队密切合作，接下来的几个月里，我一直驻扎在北京研发中心，与团队并肩工作，共同完成了3G Cellular手机的产品定义、用户界面设计和整体软件设计方案。
（在丹麦）
由于用户界面团队相对年轻，对公司的软件开发流程也不够熟悉，我亲自编写了几个软件模块作为示范，帮助团队尽快掌握开发方法，确保项目顺利推进。负责硬件接口和驱动软件的工程师，则与硬件工程师紧密合作，解决软硬件之间的配合问题。
经过五个月的紧张工作，工厂终于组装出了第一块样机电路板。等待样机启动，是整个项目中令人兴奋的时刻。然而，偏偏就在这时出了问题：样机板无法启动！
从软件角度看，负责硬件接口和驱动软件的工程师反复检查代码，却始终没有发现问题。硬件团队则坚持认为，硬件设计没有错误，而且已经经过英飞凌工程师的审阅。全公司都在焦急地等待结果，这给我和软件团队带来了很大的压力。
负责硬件接口软件的是一位来自摩托罗拉的资深工程师。我和他一起审阅了相关软件后，确信问题并不在软件方面。为了缓解他的压力，我带他去了北京的“孔乙己酒店”，品尝绍兴花雕酒和茴香豆。
回去的路上，他喝醉了。与此同时，工厂传来了好消息：原来是电路板的线路图上少了一根线。补上这根线后，样机板终于成功启动了！
这场虚惊总算有了一个令人欣慰的结局。对于一个刚刚起步的手机研发团队来说，这不仅是一次技术问题的解决，也让大家松了一口气。
（3G Cellular 北京办公区）
样机能够启动，并不意味着产品就能进入市场。手机还必须通过GSM标准相关的认证测试，才能进一步申请移动通信运营商的入网许可。在将产品送交独立的测试实验室之前，我们必须做好充分准备，掌握手机在实际网络环境中的运行表现。
当时，中国各地的GSM网络环境存在一定差异。为了尽可能全面地了解产品性能，我带领一组工程师，从北京出发，驱车一路南下，在不同地区测试手机，同时与摩托罗拉和诺基亚的基准手机进行比较。
途中，我们经过上海，在市区道路和高架道路上进行实时测试。最南到达广州，之后经武汉、长沙返回北京。一路下来，测试结果基本令人满意，达到了预期。
最终，经过七个月的努力，我们的第一款产品——eAnywhere GSM手机——通过了相关认证，开发成功。这也是第一款采用英飞凌手机解决方案的手机。产品的第一个客户是南方高科。
小插曲：一场“碰瓷”危机
在路测过程中，我们还遇到了一场令人难忘的意外。
一天傍晚，我们的车行驶在湖南郴州附近的国道上，天正下着小雨，路上车辆稀少，也几乎看不到行人。突然，一辆机动三轮车从路边冲出来，撞上了我们车的驾驶员一侧。
三轮车驾驶员是一名失去一条腿的残疾人。幸好当时车速不快，双方车辆的损坏都不严重。正当我们准备与三轮车驾驶员交涉时，路旁突然出现了一群围观群众。其中一名中年男子以“路见不平”的旁观者身份走上前来，替三轮车驾驶员与我们交涉。
他声称，我们的车撞了三轮车，而对方是一名靠开车谋生的残疾人，因此我们必须赔偿他的损失。
我们反问他，事故发生时他并不在现场，凭什么认定是我们肇事？他回答说，附近的武警哨兵可以作证。接着，他掏出一本小本子，语气强硬地威胁我们：“今天你们不赔五千元，休想离开郴州地界！”他还声称，郴州的公安、交警等部门都有他的熟人。
整个过程中，真正的三轮车驾驶员始终一言不发，反倒是这位“路见不平”的男子滔滔不绝，俨然一副代理人的架势。
我们觉得情况不对，便拨打了110报警。不久，一辆警车赶到现场。一名警察下车后，那名中年男子立即上前打招呼，抢着向警察陈述“案情”。警察打断了他，径直与三轮车驾驶员交谈了几句，随后告诉我们，根据他对现场情况的观察，事故责任在机动三轮车一方。
不过，警察又提出了一个建议：考虑到对方是一名残疾人，我们可以给他一百元，表达一点同情。
为了尽快结束这场纠纷，我们掏出一百元交给三轮车驾驶员，然后驾车离开了现场。
一场有惊无险的“碰瓷”危机，总算过去了。
事后我们分析，这次究竟是遇到了秉公执法的警察，还是警察考虑到其他因素，我们无法确定。也许，北京的车牌，加上我们处理事情时相对冷静的态度，让对方摸不清我们的来路，最终选择了息事宁人。无论如何，这次经历让我们在紧张的路测工作中，平添了一段至今难忘的插曲。
激进的CDMA战略耗尽了公司的资源
2000年，全球广泛使用的第二代移动通信标准主要有GSM和CDMA。CDMA是高通拥有核心专利并在芯片和技术授权方面占据主导地位的技术，主要应用于美国、加拿大以及香港、韩国等部分亚洲市场。GSM则在全球范围内得到更广泛的应用。
当时，中国市场上的第二代手机以GSM为主。这也正是文章开头所说的，3G
Cellular将自身定位为中国GSM手机品牌提供ODM服务的原因。
后来，中国联通传出计划建设CDMA网络的消息，希望借此缓解GSM频段资源紧张的问题，但具体实施时间当时并不明确。
3G
Cellular的四位创始人中，有三位拥有CDMA方面的工作经验，CEO也曾在高通任职。因此，他们希望公司转向CDMA。摆在台面上的理由，是中国一旦推出CDMA网络，公司便可以抢占市场先机；而从公司内部的权力格局来看，我认为，创立并掌握自己的CDMA团队，也可能是他们争取公司管理层话语权的动力之一。
于是，公司逐渐将大部分资源投入CDMA项目。与GSM相比，开发CDMA手机需要更多资金。更重要的是，当时高通在CDMA手机芯片和解决方案市场上占据主导地位，采用其手机解决方案还需要支付高额的技术授权费用，据当时的情况，一项授权费用就可能达到一百万美元。
对一家初创公司而言，这样的投入无疑是沉重的负担。公司将大量资金和人力转向CDMA，原本已经取得进展的GSM业务也因此受到影响。
当中国联通开始发展CDMA业务时，摩托罗拉、LG和三星等成熟手机厂商凭借已有的技术和产品优势，迅速抢占了中国CDMA手机市场。相比之下，3G
Cellular却迟迟未能开发出质量过关、能够参与市场竞争的CDMA手机产品，最后只能向固定无线电话厂商提供CDMA模块。
公司的战略转向并没有带来预期的市场回报，反而消耗了本就有限的资源。对一家初创企业来说，这样的失误代价尤其高昂。公司勉强支撑到2005年，最终还是关门停业。
回头看，3G Cellular原本已经在GSM手机开发上取得了实质性进展：我们组建了研发团队，建立了软件开发体系，并成功推出了第一款基于英飞凌方案的GSM手机。然而，公司没有把有限的资源集中在已经取得进展的业务上，而是过早地押注于投入更大、竞争更激烈的CDMA市场。
这段经历让我深刻体会到，技术方向的选择固然重要，但对初创公司而言，资源有限时如何确定优先次序、控制投入，并将已有的成果转化为市场竞争力，同样决定着公司的命运。
2026年10月15日 加州圣地亚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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