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后摩托罗拉”时代 – 投身全球化的浪潮（二） 从伟易达到国家半导体：昙花一现的乌龙

 

王惠豫 （Hugh Wang）

《从伟易达到国家半导体：昙花一现的乌龙》是《我的“后摩托罗拉”时代 – 投身全球化的浪潮》的第二章。

伟易达通讯（VTech Communications ）

伟易达集团（VTech Holdings）是一家香港企业，也是全球最大的无绳电话制造商之一。2000年，公司收购朗讯科技（Lucent Technologies）的消费电话业务后，迅速成为美国住宅固定电话市场的领导者。伟易达的生产基地设在东莞，拥有一万多名员工。

2002年，公司迎来了一位美国籍CEO。他雄心勃勃，希望将业务拓展到手机领域，进军中国手机市场。

通过一位摩托罗拉的前同事牵线，我与这位CEO在上海见面。他有意让我牵头在中国建立GSM手机研发中心，为伟易达设计自己的手机。我们谈得很投机。随后，他安排我与公司的董事长，也就是公司的老板见面。

董事长问我对伟易达进军手机市场有什么看法。

根据这些年来的经验和教训，我向他分析，要想凭借优质产品打开手机市场，公司必须具备几个方面的实力：优秀的研发团队、高效而低成本的生产能力、经验丰富的市场营销团队，以及一定的品牌知名度。以伟易达当时的情况来看，生产能力、营销渠道和品牌基础都已具备，所缺的正是一支手机研发团队。而我拥有组建研发团队、开发GSM手机的实际经验，如果由我来负责研发，就能帮助伟易达补齐这块短板，具备进军手机市场所需的完整能力。

最终，我接受了伟易达通讯的工程副总裁职位，于2002年4月加入公司，负责在北京筹建GSM手机研发中心。

研发中心需要涵盖手机开发的各个工程领域，包括用户界面与应用软件、通信协议、硬件驱动软件、基带硬件、射频、工业设计和机械工程。同时，我们还要评估市场上各家供应商提供的完整手机芯片解决方案，例如英飞凌和德州仪器（TI），以确定最合适的技术合作伙伴。

然而，伟易达董事会的成员大多是与董事长一起创业打拼的老班底，经营风格相对保守。对于手机这个他们并不熟悉的市场，董事会始终心存疑虑。

在一次董事会会议上，我向董事们介绍未来GSM手机的产品定义和开发路线图。一位兼任CFO的董事听完后问我：“手机的屏幕为什么要做得那么大？为什么还要彩色显示？手机不就是打电话的吗？”

听到这样的问题，我心里不由得打起了鼓。手机早已不只是打电话的工具，屏幕、用户界面和应用功能都是产品设计的重要组成部分。董事们似乎还停留在无绳电话的思维模式，对手机市场缺乏足够的了解和研究。我开始怀疑，公司当初决定进军手机市场，是否经过了充分的论证。

事情果然朝着我担心的方向发展。

最终，董事会认定进军手机市场的风险太大，决定取消项目。为了给当初支持这一计划的董事长留些面子，那位CFO被临时任命为董事长，由他出面向我们宣布手机项目终止。

我亲手组建起来的研发团队就这样被遣散了。

由于我有无线数据通信方面的经验，公司没有立即让我离开，而是让我留下近半年，负责Wi-Fi产品的市场调研。

这次经历让我颇感无奈。公司起初雄心勃勃地决定进入手机市场，也愿意投入资源建立研发团队；但当真正需要董事会理解并支持这项业务时，他们却仍然用传统电话产品的思维来判断手机市场。项目尚未真正展开，便在决策层的疑虑中戛然而止。

国家半导体公司（National Semiconductor）

国家半导体公司（National Semiconductor）成立于1959年，是美国早期重要的半导体企业之一，总部位于加州硅谷。公司早期涉足数字逻辑、存储器和微处理器，后来逐渐形成以模拟、线性和混合信号芯片为核心的技术优势。

进入2000年后，公司将无线通信和GSM手机芯片视为重要的增长方向，开始投入GSM数字基带芯片业务。通过收购瑞典的Wireless Solution Sweden，以及与英国UbiNetics公司的合作，国家半导体获得了GSM、GPRS和W-CDMA协议软件技术，并结合自身已有的芯片产品，逐步建立起涵盖射频、数字基带、模拟基带和电源管理的完整GSM手机芯片组。

我在伟易达任职期间，国家半导体GSM业务的负责人曾来访，向我们介绍公司的手机芯片产品。当时我就向他们指出，要赢得ODM客户的青睐，光有性能良好的芯片还不够，还必须提供完整的手机解决方案，包括中文用户界面的参考软件，以及有力的客户技术支持。这恰恰是国家半导体当时所欠缺的。

得知伟易达放弃手机业务后，国家半导体希望聘请我到上海，建立一个面向中国市场的手机解决方案研发中心。

2003年元旦刚过，我便前往国家半导体位于硅谷的总部报到，正式接任研发总监一职。

上任后的第一项工作，是飞往瑞典斯德哥尔摩，与当地的GSM研发团队会面，了解公司现有产品的进展和软件架构，并讨论今后上海与瑞典团队之间如何分工合作、保持密切协同。

一月的北欧正值严冬。我特意买了一件厚厚的羽绒服。在圣地亚哥，这样的衣服并不容易买到。没想到，这件羽绒服后来一直闲置着。直到如今，二十多年过去了，它仍然几乎没有派上用场。

结束瑞典之行后，我从那里飞往上海，正式开始筹建研发中心。

国家半导体的上海办事处设在市中心的中区广场，与上海大剧院为邻。从办公室望出去，可以俯瞰人民广场。这里原本有一支现场技术支持团队，由一位从交通大学退休后继续工作的教授带领。按照公司的安排，这位教授即将退休，团队将移交给我管理。

由于国家半导体的传统产品主要是模拟和混合信号芯片，原有团队的技术专长集中在射频和模拟硬件等领域。这些工程师对新研发中心很有价值，但要开发一整套GSM手机解决方案，仅靠他们显然还不够。

于是，我从过去共事过的手机研发团队中招聘了一批骨干，负责基带数字技术、用户界面与应用软件、测试软件以及生产支持等领域，逐步补齐研发中心所需的技术力量。

研发中心的办公地点最终选在张江高科技园区。我们租下一栋楼，并聘请承包商按照研发工作的需要进行装修，为团队建立独立的工作环境。

（装修中发上海张江办公楼）

为了开发手机产品、开拓中国市场，国家半导体投入了相当可观的资源。公司不仅在上海为我安排了办公室，还在硅谷总部保留了一个办公室，方便我回总部汇报工作。由于上海与瑞典的团队在研发上需要紧密合作，我在瑞典也有自己的办公室。我的上司和我的家都在圣地亚哥，公司还在当地的办公区为我保留了一间办公室，以便我回美国期间继续工作。

从表面上看，一切都在按计划推进：研发中心开始成形，团队陆续到位，各地办公室也为跨国协作提供了便利。然而，意想不到的事情很快发生了。

2003年2月底，就在我们参加法国的GSM展会、展示产品期间，公司CEO突然向媒体宣布了一项新的战略决定：出售手机基带芯片业务，并聘请高盛（Goldman Sachs）协助寻找买家。公司将把资源集中投入利润最高的模拟芯片业务。

这一消息无疑给我们泼了一盆冷水。我们刚刚开始组建团队、建设研发中心，原本计划大展拳脚，没想到公司却突然决定退出这一业务。

随后，公司向手机业务的员工发出内部通知，希望大家在寻找买家的三个月期间坚守岗位，并承诺发放留任奖金（retention bonus）。

俗话说，祸不单行。那一年，我九十高龄的父亲已经患帕金森病多年，2003年病情进一步恶化。由于颈部吞咽肌肉退化，他进食越来越困难，但仍然拒绝插管治疗，坚持尽可能自己吃一点东西。到了5月，父亲身体十分虚弱，进入临终关怀阶段。

与此同时，2003年春节过后，中国正值SARS（非典型肺炎）疫情流行期间，国际旅行受到限制。公司又希望我留在上海，站好最后一班岗，因为在寻找买家的过程中，手机业务随时可能出现新的变化。

面对公司的要求和父亲日益恶化的病情，我陷入了两难。一边是刚刚组建起来、即将解散的研发团队，另一边是远在圣地亚哥、生命已经进入最后阶段的父亲。

5月底，经过三个月的努力，公司仍未能找到买家，最终决定裁撤手机业务的五百多名员工。我处理完研发中心的团队解散事宜后，于6月初回到圣地亚哥。

我陪伴了父亲一个星期，他便安详地离开了人世。

回顾这段经历，国家半导体并非没有机会。公司已经投入资源，开始建立完整的GSM手机芯片组和面向手机厂商的解决方案，上海研发中心也刚刚起步。然而，就在我们准备大展拳脚时，公司却突然决定出售手机业务。对于我来说，这不仅意味着一项事业再次中断，也让我错过了与父亲相处的最后一段时光。

伟易达的手机项目因董事会缺乏信心而夭折，国家半导体的手机业务则因公司战略转向而被出售。两次经历的原因不同，却有一个共同点：我刚刚组建起研发团队，准备将自己的手机研发经验付诸实践，项目便因决策层的变化而终止。原本可以继续发展的事业，就这样一次又一次地戛然而止。

 

写于 2026年10月15日 加州圣地亚哥